由于专业分工的限制，教育、文艺、民族等各类出版社在开赛前的起跑线上，就已经拉开了距离。按照出版界的说法，有些社是穿好了衬衣出生的，有些社则先天不足，出版道路是一条坑坑洼洼的羊肠小道，行走得十分艰难。
四川民族出版社显然属于后者。它是用藏、彝、汉三种文字出版政治、经济、文教、少儿、美术和古籍等各类图书的综合性出版社。四川是一个少数民族区域广大的省份，由四川省新闻出版局核发的“出版社登记证”中给民族社出书范围核定为“出版藏彝文各类图书，汉文或民族文字的民族问题研究著作，少数民族阅读的汉文图书”。显而易见，要求它出版的多是一些社会效益丰厚，而经济效益薄弱的图书。从一个先天“营养不良”的禾苗成长到今天茁壮的大树，实现了双效的四川民族出版社走过了漫长的艰辛路。
1953年成立的四川民族社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出版社之一，那时，在整个四川还只有人民和民族两家出版社。后来，社与社之间经过了几番离离合合。1984年，民族社重新独立，恢复建制。“那时，我们只有十几套破桌烂椅，20几位人员。”性情爽朗的白明轩副社长是一个彝族人，他笑呵呵地对记者这样说。起初，国家每年拿10万元补贴社里少数民族教材、20万元补贴社会民族类图书，共30万元，尽管后来总额增加到60万元，仍似杯水车薪，因为出版社每年单就少数民族教材的出版发行就亏损200至300万元。
怎么办？
“我们无论怎么苦熬苦撑，工作人员的待遇无论有多差，都要把少数民族图书出好。”白副社长说，“尤其是娃娃们上学用的课本，不管是卖几十套还是几百套，都要按时出版，不能出任何差错，纸张印装质量一定要保证。”
“也许是我们的行动感动了上级有关部门吧，在多方努力下，主管部门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政策支持，为我们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。”白副社长满脸欣慰地说。由于出版藏彝文中小学全套教材，每年需巨额资金投入，国家教育行政部门、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在无法解决的情况下，批准社里出版一套汉文教辅读物。四川民族社以此为契机，经过近十年的奋斗，不仅满足了中小学教材每年品种的递增，保证了课前到书，而且还挤出了一些资金出版了一批很有价值的图书：《彝文典籍目录》（贵州卷）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；《苗族史》和《彝族文学史》均获中国图书奖；获中国民族图书奖一等奖的有《凉山畜牧科普丛书》、《彝文典籍目录》（贵州卷）、《中华通史典》。《藏汉佛学词典》、《智者入门》、《中国少数民族革命运动史》、《凉山彝族民间工艺》、《土家族风情录》等等也获得了奖项。出版社在市场上有了一块立足之地。
目前，四川民族出版社年出书量逾600种，1000万册，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，1995、1997年连续获得新闻出版署“良好出版社”称号。1998年又被评为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进集体。
谈到对民族出版业未来发展的看法，白副社长和编辑们呼吁多渠道办民族出版，呼唤各部门、企业、社会力量、境外海外仁人志士来合作、帮助，对特殊语种应当有类似“希望工程”的支持。四川的彝文化、羌文化目前有待进一步发掘整理。同时，把汉文化和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介绍到民族地区，找一些适合民族地区群众需要的选题，也是出版资源再开发的过程。这种双向交流，可以成为促进民族出版业发展的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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